赵宝刚导演的一部电视剧《北京青年》当年也是火透了半边天，在选取主题曲的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。当时，他无意间听到汪峰演唱的《存在》，瞬间觉得歌词和旋律都与电视剧太吻合了，简直就像是为《北京青年》量身定做的一般。然而赵导却并没有直接与汪峰接触协商合作事宜，后来几经辗转费了许多周折才促成了合作。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，电视剧播出后，配乐也成为一大亮点，电视剧和音乐相得益彰。当媒体问宝刚导演既然遇到这么合适的主题曲，为什么不“直接下手”？赵导的回答让人不禁一笑又觉得颇为可爱：汪峰是个有名的歌星，我怕我直接找他求合作，他要是拒绝了那我就太跌面儿了……

　　清朝有个书生，寒窗苦读多年却屡试不第，家愈贫。某日他途经一片瓜地，觉得饥渴难忍，无奈囊中羞涩没钱买瓜，便趁机偷了一颗瓜吃，不料却被逮了个正着。主人是个老汉，要求书生赔偿五两银子。他想，一个西瓜哪值得了五两银子，而且要了他的命也是付不起的。可主人说：堂堂读书人竟干起了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说出去看你脸往哪搁？你要是不赔我就送你去见官，看银子重要还是你的脸面重要？为了读书人那点可怜的自尊，为了最后那一点面子，书生只好同意。可他断然是付不起钱的，这时老汉给他提供了个还钱的办法：让他到瓜摊帮忙卖瓜，卖够了五两就让他走。几天后书生卖了五两三钱，老汉还将多余的三钱给了他。经此一事书生发现经商比读书“发达”快多了，从此他走上了下海经商的道路一发不可收拾。几年后他摇身一变成富豪，但他依然记恨卖瓜的老汉，因为他让自己在街上叫卖失了颜面。他处处找机会想当面羞辱老汉一番，没想到老汉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而他自己却添了一肚子气，这下更丢面子了，于是他卯上劲要给老汉点颜色。他高价将附近的瓜购回再低价卖出，老汉没了生意只得向他低头道歉。后来他偶然得知老汉竟是县令的父亲，又是各种求原谅，最终老汉以要他给县上捐1000两银子做建造桥梁费用为条件原谅他，而他因为做慈善和捐赠获得了百姓认可生意越做越好。

　　无论是赵宝刚导演还是书生，他们无疑都是“好面儿”之人。很庆幸，这两个故事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但“好面儿”这种习惯在事件中真的起到了积极的因素吗？不是，那只是一种偶然，好面子恰恰是增加了事件失败的风险。如果不那么在意面子，也许赵导不需要花费个中辗转，也必定会节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；如果书生不那么好面子，就不会为一朝私怨心胸狭隘地找“老汉”算账却给自己添了一肚子闷气；如果老汉也是个好面儿的人，那么他的“反击”估计也会让书生够呛，像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的恶性循环，而故事的结局大多不会美好。反过来想，其实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乃是老汉的“不好面子”成就的，也包容了书生好面子可能产生的“恶果”。

　　为什么那么多人好面子至如斯地步？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想要保持住在别人眼中自己某一方面的“光辉形象”，或者说维持住某种你自认为在别人心中“相对优秀”的特质。但是，活着是一场体验，不是一场表演，就算是表演，那也是演给自己看的，关照自己的内心比获得别人的赞誉更为重要。当然，我并不欣赏推崇“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”这样恣意人生的潇洒壮语（作为具有社会性属性的人类的一员，我始终认为这是种理想境界，不太容易实现）。在大是大非上我们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才能更好地立足社会，而在某些“无伤大雅”的小事上没有必要被别人的看法和评价所绑架。否则你会发现人生不仅短，且累。世界并不是一个舞台，我们也不是明星，不是政要，不是富商巨贾，不是名人名流，没有那么多摄像头、聚光灯时刻等待着放大你的美或者拉扯你的小辫子，所以自在万岁。

　　有人说，人这一辈子，或王候将相或平民布衣，或赫赫有名或默默无闻，或富至腰缠万贯或穷到一贫如洗，可无论是谁都避不开与青山黄土化为一处的结局。我们赤条条来又赤条条走，除自己一生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的感受外，什么都带不走。生命脆弱，人生短促，更应开开心心、轻轻松松地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别把光阴浪费，别把韶华辜负。